一系列标志性的重大项目和国家战略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2020年10月，北京出台《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5年京津冀基本形成*城市群构架。

那么京津冀将如何发展到*城市群？

如何优化结构，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覆盖13个地级以上城市，2020年经济总量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的8.5%，在区域共享发展、绿色发展显著提升的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体现了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在更广域的范围内，加速推动人口、交通、产业、空间、生态、市场等各个要素方面的协同一体。与国内其他城市群建设不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战略性的主动转型，而非基于原有模式的深化变革。

但长期以来，京津冀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如今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其中北京、天津均超过80%，而河北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承受着资源、产业与城市化建设的落差。

而世界上著名的城市群，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都在通过开放、分工、协同、融合参与到全球竞争中，构建城市产业协同创新体系。随着国家竞争逐渐演变为城市群的竞争，京津冀也在这条路上不断自我调整，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塑区域经济格局，促进协同发展，成为未来国家竞争创新的引领者。

北京、天津、雄安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三角，三个核心城市的战略定位差异互补，成为推动城市群功能体系调整的重要基础。连接核心城市，京津冀中心腹地的交通网络骨架逐步明晰，以大兴国际机场为战略支点，构建航空、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多元交通网络枢纽，连接首都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和天津主城区，辐射整个京津冀地区。随着北京市委市政府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启动大规模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骨架已经成形。

不同于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确定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梯度体系不够连续，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仅石家庄是I型大城市，雄安新区起步区相当于中等城市。环绕超大城市的新城和中小城市构成环形城市体系。环形空间布局和城市规模相对小，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城市规模效应发挥、新城功能完善和产业集群构建等带来新的挑战。

强化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过去几年，北京不仅完成了所有批发业态和低端制造业的腾退；不断强化“双控四降”，大量拆除违建，治理“大城市病”；借力冬奥，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城市更新，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京津冀其他区域加速推动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加快高端产业资源的承接和导入。京雄高铁通车运行，雄安新区开启大规模建设。亚洲金融中心投入使用，大兴国际机场通航，环球影城一期即将开园，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今夏将开馆迎来首展。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以改善体验、释放活力、个性定制为目标，城市的高品质发展顺应了人口结构和需求偏好的演变、时间和空间需求的多样性动态、多元文化融合表达和个体碎片化时间利用等发展趋势，不断推动城市发展和产业需求升级。

在传统制造业时代，产业链集群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聚集特性。围绕首都，央企制造业总部为产业链集群在京津冀范围内布局落位提供了资源优势。基于物流成本和效率的产业梯度转移，成为京津冀产业集群形成的最初逻辑。依托首都功能带来红利效应，政策监管资源、科技创新资源、高等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高端人才资源等带来的外部性，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科技创新集聚区和数字经济领头企业。在数字经济体系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基本逻辑变为城市功能品质和人才聚集导向，首都红利在京津冀城市空间范围内的指数化衰减，成为深圳、杭州、上海等城市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的新竞争轨道。首都的产业外溢不再仅限于非首都功能，不再只是在京津冀范围内梯度转移，而是在全国主要城市范围内竞争。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产业准入的门槛，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政策壁垒。“两区”建设扩大了服务开放力度，以终端消费需求开放引导服务业转型，扩大开放，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制度保障。在自贸区政策指导下，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扩大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营造创新生态，驱动创新发展。市场开放将带来全球视野和商业资源，以开放倒逼制度改革，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全球资本流动、人才流动、技术流动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

未来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的两翼发展下强化北京与天津、河北的联动，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推动京津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建设未来以首都为核心的*城市群。